电视是学前儿童接触媒介的开始，占据了学前儿童几乎所有的空闲时间。电视在促进学前儿童的认知发展、加速其社会化的同时，也带来了一些负面影响，因此重视学前儿童的电视媒介素养教育，全面了解学前儿童的电视媒介素养的现状,探索适合学前儿童特点的教育途径无疑具有重要的理论和实践意义。 最早研究儿童与媒介的关系的莫过于20年代至30年代最著名的研究——美国佩恩基金会（民间慈善机构）资助的电影与青少年研究。在电视和广播还未普及的年代，电影成为了人们关注的影响儿童的焦点。1933 年，该基金会的研究结果以《电影和儿童研究摘要》为题公开发表，其中包括《电影和儿童的社会态度》、《电影和道德标准》、《电影内容分析》、《青少年犯罪》等 13 项专题，由许多心理学家、社会学家、教育家共同完成。其研究结果分为两大类，一类为电影内容的探讨，即电影到底向青少年表现了什么内容；另一类结果是关于电影对青少年的影响，包括对社会态度、情绪、道德、行为、健康等方面的影响[12]。 此次研究奠定了未来儿童与媒介的研究基础。20 世纪 60 年代，美国学者施拉姆提出“儿童是电视的使用者”这一思想。他在《我国儿童生活中的电视》一书中说到，“效果”这个词是引人误会的，因为它意味着电视对儿童在起某种作用。其实儿童是最活跃的，是他们在使用电视，而不是电视在适用他们[13]。 而后，西方学者开始从电视媒介对儿童认知发展产生的影响方面进行研究。 詹姆斯等的调查发现，电视节目可以激发儿童的想象力，一些学龄前儿童会在玩游戏时融合一些电视镜头，这些儿童也会吸引更多的小朋友跟他/她一起玩[14]。与此相反，大卫·帕金翰在《童年消逝之后》中引用到：那些为统统的健康着想的成年人声称，媒介对于儿童的心理、生理健康有着负面影响。在他们看来，“过多”的接触媒介，将会导致儿童的暴力和犯罪行为。甚至有些时候，这种忧虑上升到了“道德的惶恐”的层面，在这种情况下，媒介就成为导致道德水准丧失、文明行为终止的罪魁祸首。最后作者在文中表明应该把媒介的作用看作是一种能动的、多方面的过程——一个由生产、文本和受众相互作用过程 [15]。 与此同时，西方在电视媒介对于儿童社会化方面也开始进行相关研究。在儿童社会化过程中，大众传媒是儿童获取信息和知识最重要的途径。随着大众传媒适用范围的扩大，尤其是电视的普及，一个新的问题出现：一些学者们开始担心大众传媒的普遍使用会加快儿童的社会化进程，使儿童过早地进入成人社会。其有此担心的理由是，大众传媒尤其是电视，利用其形象直观的手段，将成人社会一一地暴露给儿童，从而导致儿童过早地进入成人社会化阶段。尼尔·波兹曼在《童年的消逝》一书中曾提出了这样一个假设 “以电视为中心的媒介环境正在导致童年在北美地区的消逝”。他认为，童年理念能否存在主要取决于当时社会的大众媒介形式。在对童年历史考察的基础上，他认为：印刷媒介有效地将成人世界与儿童世界相隔离，由此发明了童年；以电视为中心的媒介环境模糊了成人世界与儿童世界的界限，由此导致童年在北美地区的消逝[16]。 70 年代，美国迎来了探讨电视暴力问题的高峰期。美国国会提供了百万美元的经费来研究电视暴力与青少年行为之间的关系，研究结果统称为《公共卫生局长报告》。研究主题分别是：（1）媒介内容与控制；（2）电视和社会学习；（3）电视和青少年侵略性行为；（4）每日生活中的电视；（5）电视的效果。这五个主题的研究，得出了以下三项主要结论：（1）电视内容充斥着暴力；（2）儿童比成人有更多的时间接触暴力内容；（3）所获得的证据大致上支持收看电视暴力会增加侵略性行为的可能性假设[17]。 80 年代，国外一项研究分析了电视作为语言示范的作用，该研究假设儿童看电视由于缺少反馈而增加了语言能力。但在控制了其他相关因素后，却发现儿童的电视接触与语言发展有相反的显著关系[18]。 美国媒介与儿童研究专家Ellen Wartella 和Byron Reeves在分析了1900年至1960年媒介与儿童研究之后发现，在每一个时代，媒介与儿童的研究都集中在媒介使用模型、媒介对儿童身体和情感的消极效果以及媒介对儿童的知识、态度和行为的影响这三个方面[19]。 近年来，西方媒介对于儿童与电视媒介的研究日趋成熟，大量的实证研究有助于科学的了解这一领域，也会从各个方面和角度分析二者之间的关系，也为我们研究这一课题提供了宝贵的资料。 与西方众多研究相比，我国关于儿童与电视的研究还处于发展阶段。伴随着电视媒体普及率的大量提升，以 90 年代为分界点，我国在这一领域的研究也逐步在国家社会科学基金以及其它科学研究项目的资助下，取得了一定程度上的飞跃。 张令振《儿童与电视》，以心理学者的视角探讨电视对儿童的影响、。作者认为观看电视是一项认知加工活动，儿童不仅能从电视中学习，而且是一个主动认知加工者，在认知发展速度上，儿童对不同类型节目的认知发展之间有着相当大的差异。作者还从儿童性别角色社会化等方面论证了电视对儿童的影响[20]。 卜卫《大众媒介对儿童的影响》，在分析西方媒介与儿童文献的基础上，认真探讨了我国儿童的媒介使用及其影响的问题。作者认为，儿童的媒介接触作为一个独立的影响力量，在一定程度上影响儿童的现代性[21]。而后，卜卫在《媒介与儿童教育》一书中，着重探讨了如何指导孩子看电视等问题[22]。 潘志尧，《从受众角度看少儿电视节目存在的问题》，从对受众心理缺乏深入研究、目标手中定位缺少细分以及受众定位失衡三方面指出了我国少儿电视节目中存在的不足，同时论述了国外儿童电视对我国少儿节目的启示[23]。 罗宜虹，《从受众收视需求看儿童电视节目的制作》，从儿童受众的心里特征出发确定儿童受众的收视需求，并以儿童受众的收视需求为出发点，探讨了在转型期多元化的社会环境下儿童电视节目制作的新理念和新方式[24]。 杨静，《论电视对儿童的涵化作用》，借助涵化理论来研究电视对儿童的作用，选择了电视暴力和性别刻板印象这样两个具体对象来深入进行涵化作用的探究，指出暴力的影响表现为使长期收看电视的儿童产生“黑暗社会”的现实观，虽不直接导致儿童的攻击性行为，但仍是不容忽视的重要因素；同时，长时间的收看电视暴力还培养了儿童对于暴力的漠视和无动于衷[25]。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