随着全球经济的强劲复苏，我国融入经济全球化的进程逐步加快，对外直接投资也实现了历史性的突破，2015 年的投资总流量首次位列世界第二位。同时，在一带一路战略的积极建设下，我国与一带一路沿线国家的交流合作也更加频繁，具体表现为以下几个特点： （一）直接投资规模不断扩大，所占比重逐步提高 随着我国对外开放水平的提高和经济的快速发展，我国对一带一路沿线国家的直接投资规模不断扩大。从 2007 年的 96.08 亿美元，到 2015 年的 1156.79 亿美元，短短八年的时间，我国对沿线国家的直接投资存量就增长了将近 12 倍，同时，我国的对外直 接投资总额也从 1179.10 亿美元增长到 10978.65 亿美元，足足增长了 9 倍有余。从表中可以看出，二者都呈现快速增长趋势。 我国对一带一路沿线国家的直接投资额占我国对外直接投资总额的比重逐步提高，最高占比为 10.9%，最低占比为 8.07%。除 2008 年和 2014 年有所回落以外，其余各年都在上涨，增长趋势明显。 截止到 2015 年，我国对外直接投资存量最多的二十个国家中，一带一路沿线国家占了 7 个，将近三分之一。其中前十的占了两个，分别是新加坡和俄罗斯联邦，印度尼西亚排名第十一，哈萨克斯坦位列第十六，老挝位列第十七，阿联酋和缅甸分别为第十九和第二十。可见，在一带一路的战略背景下，我国对沿线国家的直接投资拥有很大的增长空间。 表 2 2007-2015 年我国对外直接投资及对一带一路沿线国家直接投资存量情况表 （二）流向区域以东南亚为主，新加坡具有极高的投资价值 在一带一路沿线的六大区域中，我国对沿线国家的直接投资主要以东南亚地区为主，占投资额的半数以上，而对中东欧国家的投资则最少，仅占 2%。其余区域为，独联体 7国占 13%，西亚北非 16 国占 12%，南亚 8 国占 8%，中亚 5 国占 7%。 由于中国-东盟自由贸易区的建设，我国与东南亚地区的国家联系日益紧密，经济政治文化等交流频繁，经贸往来、地缘关系等因素大大影响了直接投资的规模。 如图所示，从 2007 年到 2014 年，我国对东南亚地区的投资流量呈稳步上升趋势， 并未受到金融危机的影响，2014 年开始高速增长，到 2015 年首次突破 100 亿美元，达到 146 亿美元。历年来，在东南亚地区中，我国对新加坡的投资流量都是最多的，新加坡有着便利的投资环境和吸引外资的政策支持，具有极高的投资价值，2015 年，我国对东南亚地区的投资也主要集中在新加坡，占比高达 71.52%。我国与新加坡虽然建交时间不长，但一直以来双方关系密切，合作领域广泛，新加坡也是在东盟国家中对我国投资最多的国家。 （三）投资行业多元化，区域优势显著 中国对沿线国家的直接投资主要集中在能源业、租赁和商务服务业，采矿业，制造业，金融业，批发零售业，交通运输、仓储和邮政业。 1.南亚 8 国 南亚具有人口数量多，劳动力充沛的优势，适合发展劳动密集型产业，中国对南亚国家的投资主要集中在基础设施建设、制造业和能源开发这几个行业。巴基斯坦是我国在南亚地区投资的重点，随着中巴经济走廊建设的加快，未来在基础设施和交通运输方面的投资前景可观。 2.中亚 5 国和西亚北非 16 国 中亚国家与我国毗邻，油气资源充足、物产十分丰富。我国投资的重点行业就是能源开发业和农副产品加工业。尤其是哈萨克斯坦的石油、土库曼斯坦的天然气，都是我国直接投资的重点。西亚北非国家同样是石油、天然气的资源储备大国，我国的投资主要集中在沙特阿拉伯的能源业和伊朗、阿联酋等国家的制造业上。 3.独联体 7 国 独联体国家具有比较先进的技术优势和较高素质的劳动力，我国对其的投资主要分布在采矿业、精深加工制造业、农林牧渔业和新能源业。尤其是俄罗斯国家，是我国在独联体国家中投资的重点，2015 年，我国加大了对俄罗斯国家金融业的直接投资。 4.东南亚国家和蒙古 2015 年，我国对东盟十国的投资主要集中为租赁和商务服务业、制造业和批发零售业，电力及水的供应业也占了一部分比重。对蒙古国的投资则主要利用了蒙古的经济发展特点，分布在畜牧业和交通运输领域。 5.中东欧 16 国 中东欧人口少，人均 GDP 高，工业基础设施比较好。新建的工业园区和商贸物流园区给我国投资通讯设备、金融业和化工制造业提供了广阔的平台。 （四）投资企业以有限责任公司为主 根据企业的注册登记类型分类，截止到 2015 年末，我国境内企业投资者主要以有限责任公司为主，有 13612 家，占 67.4%，是对外直接投资最为活跃的。其次是私营企业，有 1879 家，占 9.3%；股份有限公司 7.7%；国有企业 5.8%。其余类型的企业占比都比较少，不足 5%。可见，虽然投资企业众多，其类型可以说是百花齐放，但目前为止，有限责任公司是对外直接投资的主力军。
我国对一带一路沿线国家直接投资问题分析 （一）文化差异、政治局势带来投资风险 在对一带一路沿线国家的投资过程中，文化差异、东道国的政治局势、地缘政治等都会给我国企业带来投资风险。目前一些东道国的政治局势比较紧张，如果发生政局动荡、文化冲突等问题，将给我国企业的投资带来不可预估的风险。比如 2014 年的越南排华事件，在一些激进分子的带头下，越南人以一系列严重的暴力骚乱对我国企业进行烧、砸、抢、打，对越南当局可以说是很大的政局动荡，也造成我国在当地巨大的投资损失。此外，由于我国在投资时对东道国的生态环境不是很重视，而投资的一些重点领域如石油、矿产等又是极易对环境造成污染的，东道国对我国的投资会产生疑虑，在发生经济纠纷和文化冲突时，如果不能妥善处理，势必造成东道国对我国的反感。 （二）投资流向过于集中化，区域不均衡 我国的投资主要集中在东南亚地区，其余五个区域投资总额都不及东南亚地区，而对东南亚地区的投资又主要集中在新加坡，截止到 2015 年，我国对新加坡一个国家的直接投资存量就占了一带一路沿线国家总额的 27.6%，这虽然说明新加坡具有极高的投资价值，但同时也反映出一个问题，那就是投资流向的过于集中化，长此以往将造成区域发展的不均衡，个别国家的投资增速高速发展，而一些国家增长速度缓慢。 （三）投资行业过于集中，第三产业有待加强 目前，我国对一带一路沿线国家的投资主要分布在采矿业、制造业、能源开发业等第一第二产业，而对第三产业服务业的投资则相对比较少，这固然是由沿线国家的资源禀赋因素造成的，但同时也是我国边际产业扩张的结果，从中也可以反映出我国目前的发展水平。集中投资固然可以掌握垄断优势，但同时也会面临比较大的风险，如资源的枯竭、贸易保护主义的威胁，因此，我国要在投资第一第二产业的基础上，积极寻找转型机会，调整产业结构。
对策建议 （一）尊重沿线国家基本国情和文化差异，承担起社会责任 沿线国家大多数都是发展中国家，大部分国家的经济发展水平和我国有一定差距，我国的许多投资涉及到沿线国家的基础设施建设和重要经济领域，可能会引起东道国的反感和抵触。对此，我们要在尊重沿线国家基本国情和文化差异的基础上，加强沟通交流，深化政治互信，把握住一带一路战略的真正内涵，通过调整巩固双边关系，以求同存异、共享多赢的态度进行合作，对东道国承担起一定的社会责任。在推动一带一路的过程中，多注重沟通，强调互利共赢，多谈沿线各国能够获得的利益，使沿线国家加强对我国的认同感。 （二）积极与沿线国家签订贸易协定，通过政策支持开创稳定的投资环境 政府要在金融制度、税收制度、对外经济政策方面按照现有形势做出相应调整，向有利于我国企业对沿线各国进行直接投资方面倾斜，尽量给予企业有力的环境和条件。同时，积极与沿线国家签订相关的贸易协定，通过贸易协定对我国的直接投资行为加以保障，规避风险，使得在发生贸易摩擦和利益冲突时，有理可据，有法可依。这一点可以借鉴日本政府的经验，日本政府在促进企业走出去方面，出台了很多的支持政策，比如《新成长战略》和《日本再兴战略》，从中央到地方，都对日本企业的走出去提供了系统性的制度支持。一带一路战略，涉及我国 18 个省市自治区，各地方政府也可以为我国企业直接投资制定相应的配套法规，以便为企业创造有利的制度支持和政策便利。 （三）拓展投资区域，开发新兴市场，形成产业链 目前，我国对沿线国家的投资主要集中在东南亚地区，投资的行业也主要分布在矿产能源、制造业方面，投资的企业类型主要以有限责任公司为主，呈现出集中分布的特点，这很可能加剧沿线国家的市场竞争，不利于我国企业获得高额的投资收益和长足发展。因此，要拓展投资的区域，避免企业资金过于集中，加剧市场竞争。同时通过开发新兴市场，形成产业链，可以采用大企业带动中小企业的模式，组团接力走出去，以获得共赢。比如说一家大型制造企业在东道国进行投资后，可以将有互补作用的配套企业如物流企业、零部件企业一起带出国门，将不同的资源进行整合，在海外形成产业链，这样既可以调节产业结构，也创造了共赢的局面，对大企业来说多了熟悉的合作伙伴，减少了风险，对中小企业来说，也获得了快速走出去的机会。 （四）把握区域优势进行重点投资，积极寻求转型 基于资源禀赋理论，不同地区都有自己的区域优势，在进行直接投资时，我们可以把握不同国家的优势因素进行重点投资，如利用南亚地区的人口红利，发展劳动密集型产业，重点投资对劳动力需求较高的制造业、采矿业等等，对中亚和西亚北非这些能源储备充足的国家，则重点投资能源开发和加工业，因地制宜地开展合作。同时，在现有投资行业比较饱和的情况下，积极探寻其他行业的投资机会，从投资第一第二产业逐渐向第三产业过渡。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