综合对相关论文的研读与分析，并结合美国学者哈罗德·拉斯韦尔提出“拉斯维尔程式”的传播过程模式，来剖析虐恋剧的传播发展过程以及兴盛的成因。 （一）文化专制制度下的虐恋沃土 虐恋不是一种变态，而是一种正常的文化现象。我国主流文化历来都是凛凛正气，每个王朝也都不同程度的表现出了强烈的禁欲主义倾向，恰恰就是这种长期的封建专制主义禁欲制度滋养了虐恋的土壤，是虐恋现象产生的温床。长期的文化禁欲就好像是一道拦洪坝，建构的越高，崩塌之后的危险系数就越高，文化禁欲对虐恋现象就相当于拦洪坝一般的存在。 早在几千年前的原始社会时期，人们就有在自己身体上穿孔打眼的做法，时至今日，在印度、东南亚和南太平洋上的少数民族乃至非洲的许多原始部落，都还保留着这种原生态的虐恋服饰文化。在商纣王和隋炀帝的传记中，有商纣王酒池肉林，淫乱暴虐无以复加的记载；隋炀帝则是征集“殿脚女”造“任意车”；明朝兰陵笑笑生在《金瓶梅》中，把西门庆描述成“打老婆的班头，降妇女的领袖”，虽然这些都把虐恋进行了“妖魔化”的加工，但从侧面更反映出这种长期的压制，助长了虐恋现象的发展。 意大利有部有关虐恋的歌剧叫《图兰朵》，讲述的是流亡元朝的鞑靼王子卡拉夫，不惜以生命为代价追求美艳冷酷的公主的极端虐恋故事，在中国，1995年，魏明伦依据这个故事，改编再创作的川剧《中国公主杜兰朵》在第四届中国艺术节上名列榜首，并斩获12项单项奖，成为此次艺术节唯一一部被专家，领导，观众，同行皆认可的“状元戏”。中国剧作家陈屿在他的长篇小说《夜幕下的哈尔滨》中，描述了这样一个场景：那唱蹦蹦戏的正在唱《贱骨头》，上装（女的）直劲打下装（男的）的脖子拐，这是真打呀，下装为了让上装打起来方便，自己把衣领子挽回去，整个长脖子露出来，上装就唱一句打一大巴掌，巴掌打的越脆，越有人叫好，下装的脖子已经被打的红肿了，巴掌还在往上抡，这早已超出艺术表演的范围了，艺人们为了求生，只好用这种色情来发泄，来满足那些前来寻求情欲刺激的市侩 。可能作者和阅读者都没意识到这就是“无意识虐恋”。西部歌王王洛宾，有一首脍炙人口的歌叫做《在那遥远的地方》，歌中有一句歌词这样唱道：“我愿做一只小羊跟在她身旁，我愿每天她拿着皮鞭不断轻轻打在我身上”，“不断，轻轻，打”这样的词眼，也说明了中国人骨子里存在着虐恋倾向，就连我们日常生活中常挂在嘴边的“打是亲骂是爱，不打不骂不相爱”这样的口头语，也是虐恋发展的表现。可见从古至今，文化压制对虐恋现象的发展有着不可磨灭的“功劳”。 李银河在她的著作《虐恋亚文化》里，就预言过，虐恋文化在人类的生活中所占的比重还会继续加重，从50年代开始，虐恋现象就有增长趋势，但比例仍旧很低。而到了《花花公子》杂志调查时，其结果显示有虐恋倾向的比例开始走高，尤其以女性为最多。她在书中对虐恋这一文化现象做了基本全面的阐述，通过例举的几十个虐恋案例，也印证了虐恋文化现象由来已久，这种现象有它所存在的娱乐价值意义。她在书中写道：虐恋给人们最重要的启示就是自由感，快乐，与狂喜的经验和人与人之间的亲密关系，“它”是性感的极致，是人类性活动及生活方式的一个新创造。 文化基础为虐恋现象的发展奠定了一个看不见摸不着，实则基础深厚，日积月累的沃土。 （二）全球化加剧虐恋现象传播发展 随着全球化程度的不断加深，各国之间文化等各个方面的联系也日益密切，随着国外文化的不断输入，国内外文化相互融合，交流借鉴，一定程度上也为虐恋现象在我国的发展提供了契机。 维克多.雨果的《巴黎圣母院》是一部欧洲中世纪风情的五彩斑斓的“画卷”，虐恋在这部浪漫主义小说中也有迹可循。在第六章第四卷描写加西摩多受鞭刑的时候，人们的反映不是痛苦与同情，而是兴高采烈地等待欣赏这场痛苦的表演，当人们看到加西摩多被捆绑起来，被扒去衣服时，人群中爆发出了快意的笑声。这里的观众不是在观赏鞭笞仪式的残酷和痛苦，更像是在观赏中获得性快感（观淫），成为群体的施虐狂。李银河在《虐恋亚文化》中在谈到鞭笞与性快感是关系时就认为，肉刑会引起观虐者的虐待狂式快感，这种快感已经超出了生殖器扩展到了身体的其他部份。17世纪的俄国人喜欢观看公开虐打裸妇，18世纪以后，鞭笞者俱乐部盛极一时，就连表现基督殉难的绘画也透视出了观淫的色彩。 日本作家谷崎润一郎的《春琴抄》也是一部虐恋文学作品，讲述的是一个叫做春琴的女钢琴教师与她的仆人佐助之间的虐恋情感，佐助在春琴几近严酷的教学中，不但没有离开春琴，反而爱上了她，在她毁容之后，依然不离不弃，为了心中保留她的美丽，不惜弄瞎自己的双眼。这就属于典型的受虐倾向，虐恋关系中最主要的内容就是统治与屈服关系和导致心理与肉体痛苦的行为。人都是追求快乐的，而虐恋恰恰追求痛苦，通过痛苦来获得快乐。19世纪的医生就有用鞭笞来刺激男性快感的，卢梭也在自己的回忆录中提到过，为了得到姑妈的爱，他故意招惹她的责打。这些外来文学的广泛传播，加速了虐恋在我国的发展，尤其以王小波为代表的虐恋小说家，其贯穿始终的男女之间虐恋关系的描写，具有独立的性社会学和美学价值。李银河介绍西方虐恋理论和实践的社会学专著《虐恋亚文化》更是填补了我国在这一研究领域的空白。 在中西文化相互碰撞融合的过程中，人们也开始正视自己长期被压抑的虐恋心理。物质生活水平不断提高，带来的是以婚恋观为核心的感情观和价值观的变迁，人们对精神生活的追求也在不断提高，这些都为虐恋现象的发展提供了契机。忙碌的日常生活充满着机遇、陷阱、矛盾、选择、失望，而情感生活作为现代人精神生活的重要组成部分，也越来越受人们重视。所以，人们渴求在疲劳的工作之余，希望能够获得情感和精神上的慰藉，这种情感需求就成为了日益迫切的事情，人们迫切的需要一种发泄慰藉的方式。正如乌纳穆诺所说：“只要我们不曾感受到不舒服、苦难或者悲痛，我们就不会知道我们拥有心、肺、胃等器官。生理上的苦难或怆痛，它能向我们展现自己内心的骨髓。而精神上的苦难或怆痛也同样真切。因为除非我们受到剌痛，否则我们从来不注意我们曾经拥有一颗灵魂”。 （三）女性意识加速虐恋升级 张爱玲在《色戒》中阐释了自己对于女性与虐恋之间的关系的理解。作为女人，张爱玲对女人的命运有着深刻的体验和洞察，她有一句很经典的话：“女人一辈子讲的都是男人，念的是男人，怨的也是男人，永远永远”，所谓念和怨都是因为爱。女人通过接受虐待，享受爱的痛苦，把自己无怨无悔的奉献出去，从而得到爱的精神价值，以被践踏为幸福，以受虐为享受，这就是虐恋。张爱玲在《色戒》中最后写道：王佳芝临终前一定恨他，不过无毒不丈夫，不是这样的男人，自己也不会爱上他，这似乎也印证了女人具有的“受虐情结”。对于革命志士王佳芝来说，爱是爱国，可对于女人王佳芝来说，这爱是爱情。 到了现代社会，思想开放，精神文明日益提高，女性意识也愈发地引起人们的重视。从网络虐恋小说家的创作动机来看，她们作为现代社会的优秀女性代表，希望改变现实生活中男女不平等的地位来表达现代女性的呼声，并力图吸引女性阅读者，于是大量女作家创作这种爱而不得的爱情从而在心理上折磨男性，女性主导者男性的一举一动，在这样的“虐恋”中，实现女性地位的提高。改编成电视剧的《千山暮雪》、《佳期如梦》、《来不及说我爱你》等虐恋小说，是有“情感虐恋女王”之称的女作家匪我思存的代表作，她的小说读者年龄跨度比较大，从14-40岁都有，以白领居多。这些女性读者在现实生活中大都充当的是家庭主妇或者打工妹之类的角色，在以男性为主导的现实社会中，他们备受压抑，需要宣泄。网络女作家笔下的“虐恋”所隐藏的女性意识正是这些女阅读者所需要的。如自由行走的《第三种爱情》中的律师邹雨，爱上有婚约在身的林启正，女主违背道德和他在一起，但是女主一直保持经济独立，不依赖对方，保持着自己独立的人格。这种独立的女性拥有自己清醒的天地，却会在爱情里碰的头破血流。《甄嬛传》中，甄嬛在黑化以后，步步为营，最后将雍正活活气死，观众不觉得有任何不妥，反而是一片叫好声，女性就该为自己活，这一时期虐恋剧中的女性不再是男权主义之下的陪衬品和依附品。在强大势力面前，女性敢于挑战权威，具有自尊反抗意识。在《步步惊心》中，女主爱上至高权利的帝王，她却自尊自爱，敢于对帝王说“不”，这种独特的个性反而让帝王情根深种，由于各自的骄傲和不屈服，使得剧情矛盾升级，女主出逃，男主却患上“斯德哥尔摩综合征”，陷入施虐女主的情感中。这种彼此相爱相杀，偏红楼风格的虐恋形式，故事感性而悲情。在虐恋中，以既痛苦又甜蜜，以不爱表达爱，用折磨实现快感，让读者在爱的巅峰和恨的深渊之间进行蹦极运动，在飞速下坠的过程中体会心灵的震颤，在体验之后使得观众的心理得到了释放。 |
